无视「凶兆」，《绝命终结站》就在你身边上演

朋友打电话来，疲惫地说着：「我负责的书，条码出错了，我正在仓库贴贴纸，好多，我好想死。」

我也曾满脸愁容到仓库去，只为了插入上千份的勘误表。老实说，看着眼前那一大叠比我人还要高的书，我真想用力一推，拍拍屁股一走了之。但，呷郎头路ㄟ郎哪敢放肆，只能咬牙切齿，一张一张把勘误表插进每一本书里面。

插勘误表如此，贴贴纸更是活受罪，我还记得手指尖端的皮肤，因为撕贴纸而弄到微微破皮，晚上洗澡还会刺痛啊啊啊。虽然事过境迁，一回想起来，内心还会认错忏悔，祈求老天再也不要让我遭遇这种事情。

但老天根本帮不上忙，这种事情就跟下公车后才发现雨伞留在车里一样，全都是自找的！

毕竟，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总是有徵兆的⋯⋯

踏入出版业才短短几年，经手过的书好歹也超过五十本了，如今回想那些曾让我吃尽苦头的书，其实还在胚胎（电脑word档案）时期时，就已经隐约发出某种讯息，例如和作者之间的沟通微微不顺，或是组织该书工作团队时就发生难产（设计师刚好出国或是某外编突然不能配合）。当这些书本慢慢长大，进入婴儿（入版纸稿）时期后，我往往在读稿时发现几处困惑，但我总是不以为意，想说应该要沈澱一下再看，以免造成误判。不料，这些个疑虑就像是放在情人心中的猜忌种子，只会越长越大，不只变成了房间里面的大象，更会在进入成虫（印刷完毕）阶段，一次升级变成2014年好莱坞版《哥吉拉》里面的雌性穆透，肚子里面满满都是（恶意之）卵等着要孵化啊啊啊啊啊！

所以，当某一件案子才刚开始就萌生枝节，你就要小心了。一旦发现哪边不对劲儿，绝对要在某一个只剩下你独自留在办公室的时候，把案子摊开来，从头到尾好好检视一番——尤其是「人」这项因素。

老实说，问题不会自我繁殖。问题，往往是「人」生出来的。

当我们想方设法建立良好的制度，总在整体配套的研究上花费太多时间，却往往忽略了「人」的存在与能耐，殊不知再怎幺固若金汤，只要有「人」介入，制度就会被钻出漏洞，造成极大的伤害。书本出错也罢，放眼台湾各地，从台东美丽湾、苗栗大埔案、远雄行贿案、再到近日的慕谷慕鱼抗议事件，都是最好的例证，所有包裹着「发展地方建设」糖衣的政策，就算初心良善，一旦沾染上不对的人，就整组坏坏去了。

或许你会问，这些事情那幺黑箱又神秘，我们怎会知道有何徵兆可循？

其实很简单，我们必须察觉他人之痛苦。

当大埔案爆发之后，朱冯敏服农药自杀、张森文也在几年后于排水沟渠失去性命，这些便是连环警讯。只是我们不痛不痒，将他人之痛苦当作是另一次元（也就是仅存在于电视新闻）的事，相信这些事情永远不会在我们身边发生。若没有那些人持续抗争，在没有光的黑暗角落咬牙苦撑、抗争，直到数年后高等法院还了张药房等居民公道，我们怎幺会知道原来大埔案原来藏了这幺多问题？

更不用提，多年前，当「关厂工人连线」卧轨抗议，竟然还有上班族对着他们大喊：「最好火车把你们辗死。」殊不知他们其实也为了所有劳工而把生命放在轨道上，包含这些叫他们去死的人……

当政府看不见人民的痛苦，当人民无法体会他人之无奈，同在一片土地上的这些人们，只会製造出一个永无止尽又极其冰冷的无感循环，并滋生出越来越大的恶意。恶意无色无味，彷彿是《绝命终结站》中，死神现身之前的一阵烟雾或是自行流动的水渍，静静地侵蚀了原本还有作用的物事，如病毒传染般，将它们变成了凶兆。然后，就在凶兆交集、连锁后，死亡号角吹响了，而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，可能连反应都来不及，就洒悠吶啦下场领便当了。

一本出错的书，可以是一个隐喻。或许我们的世界也有地方出错了，但这样的错误，并不是插入勘误表或是贴上校正贴纸就能够改善，更不可能砍掉重练。我们只能磨利自己的感官，尽可能察觉所有的不对劲，并且在自己的能力範围内，告诉他人这些凶兆的存在。然后，拉起他人的手，一起想办法解决——就算这个问题艰难得超乎想像，我们也不能放手不管。

「所以你打来，只是要跟我说你贴贴纸很累吗？」
「不是，我们仓库在桃园，想说离你很近，你可以来帮忙贴贴纸吗？」
「可以不要吗？外面好热，我怕骑车出去会中暑。」
「你要看我贴到世界末日吗！你怎幺可以眼睁睁看我贴到死？我的手指头已经破皮了！我的……」